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大师级教师

    中国高等教育需要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级教师,也需要数量众多的热爱学生、热爱学校、热爱本职的教师队伍,更需要一个由大师领军献身教育的金字塔结构的“教师集团”。

   “大师”是教师集团的一分子

　　曾几何时,各个学科的大师在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大有“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但令人困惑的是,20世纪末中国还那么缺大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十年之间就成为大师?当然,这些年我们培养了一批人才,也的确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人才,但引进的究竟有多少能称得上大师呢?当“大师”像“大棚蔬菜”一样能够速成,可能也会像“大棚蔬菜”一样廉价了。关于“大学者大师之谓”的旧话重提是针对教育重物不重人观念的反驳,更是对大学行政权力过分膨胀的批判,暗含着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期盼,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908所普通高等学校共有专任教师116.83万人,正高职称的教师11.96万人,占高校教师总人数10%左右。按照新颁布执行的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高校专业技术岗位共分十三个等级,其中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可评为一至四级,而一级属国家专设的特级岗位,必须是两院院士和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享有盛誉,业内公认的一流人才。如果我们把高校一级岗位的教授认定为大师的话,那么,二至四级岗位的教授恐怕与大师尚有一定距离,更不用说五至十三级岗位的副教授、讲师、助教。而且一级岗位的教授全国也只有一千多人,占正高职称教师总人数的1%左右;与一级岗位相近的二级岗位的教授也是凤毛麟角。可见,大学教师队伍是由助教、讲师、副教授以及四、三、二、一级教授逐级减少的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型的高校教师队伍中,尽管水平越高从而职称级别越高的教师数量越少,但由于其学术地位和良好的人格修养,其影响却越大。由于这些人学术上是业内公认的一流人才,而且年高德劭,所以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和表率作用。

　　一般而言,级别高的教师无疑水平高、影响大,但他们要取得高水平成果也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支撑和更宽松的学术环境保证。从现实看,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急剧推进,除“985工程”及部分“211工程”入围大学还固守于精英教育的目标、并能享受国家提供的政策性平台和资金支持,尚能集中部分大师外,其他大学都已没有大师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了。按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不同高校寻找与自己定位相符合的能够留得住、用得上,肯教书、能教书、会教书,热爱学生、热爱学校、热爱本职的教师是当务之急,少数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名牌大学必须具有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领军人物,更多的大学更需要一大批以育人为使命的甘于奉献的教书先生。而且从人才成长规律看,大师不会凭空产生,众多的二级教授中才可能成长一个大师,众多的三级教授中才可能成长一个二级教授,依此类推,要涌现更多高级别的教师,首先应当把低级别的教师队伍建设好。中国高等教育要取得预期的发展,既呼唤大师,更需要一个由大师领军的献身教育的金字塔结构的“教师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每一个层级的成员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那种概而言之大学大师之谓的说法,是高等教育研究中少数一流大学学者独占话语霸权的直接反映,那种不分学校层次都一窝蜂招揽大师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高水平“教师集团”值得期待

　　大学高水平“教师集团”的建立,离不开全社会尊师、敬师的风气和氛围,更需要大学承担育师、用师、养师的义务与责任。

　　大学高水平“教师集团”的建立,既需要高校内部宽松、宽容的环境,也离不开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说起这个问题,我们会想起普林斯顿大学对安德鲁·怀教授9年不出1篇论文的宽容,以致于该教授得以静心研究并最终破解困扰了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关爱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些人也会想起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学术水准为最高标准,既延聘了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也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鲁迅、钱玄同,还容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故事。其实这些看似熟悉的故事却反映着大学内外部环境对人才包容所具有的不同层次的内涵。普林斯顿大学的做法体现了学校对教师本人的包容和关爱,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具体化,放射着人性化的光辉,所以在期盼人性化管理的大学教师中很容易引起共鸣并因此而广为流传;要做到这些,既需要大学管理者宽阔的胸怀,更需要社会乃至政府等高校外部环境有尊师、重师的气度和氛围。

　　大学教师不但传播、推广知识,而且担负着创造知识的重任。一般而言,传播、推广的知识大多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没有争议的普遍真理,而创新的知识却有一个其价值有待于进一步认定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气度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重要依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质上是要包容不同的学术,兼容不同的学派,宽容不同的学人,它需要办学者、管理者、教学者有包容的胸襟、宽容的雅量、兼容的勇气、共荣的追求。这其中既需要社会、政府等外部环境对大学的宽容,也需要大学内部不同个人及团体相互之间的宽容。

    教师必须树德立范

　　教师是办学的主体,他们不仅应当为大学教学科研等工作作贡献,更应该发挥他们在塑造大学道德形象中的主体作用。大学的道德责任,必须落实在大师引领的大学教师集团的职业形象中,必须落实在教师集团每位教师的职业道德中,师德师风建设应该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灵魂。如果说每个公民必须履行一般的自然、社会义务和公民义务这类的“底线道德”,那么,以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教师,除具备一般公民必备的“底线道德”之外,更应具备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所应具备的为人师表、行为世范等职业道德,不但应该用师的学术标准,更应该用师的道德要求塑造自己,以教为本,以教为业,以教为荣。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和追求。

　　在大学之中,书记校长既是教师,又比一般教师掌握着更多的公共权力,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独特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塑造大学道德形象中举足轻重的表率作用和组织实施作用。但现实状况是,大学领导班子在学术水平普遍提高、专业造诣普遍较深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知识素养、轻思想道德,重学术造诣、轻管理能力,重学历资格、轻工作实绩的倾向。要重新恢复公众对大学的道德信心,重振大学的道德形象,首先必须按照德才兼备,德育为先的原则选拔任用大学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