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者的悲狂歌

      2013年，我开始接触王小波，于他戏谑而至、显得没有章法的文笔中，倒是心生戚然，思考许多。就像所有的喜剧演员都愿意证明喜剧并不廉价，意义不止于好笑，王小波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地用诙谐的语气阐述着生活的哲理。好像他从不聊民主，不谈自由，不说自由，他的文章就像他的笑容一样，都透着一股子漫不经心。然而只需稍加留意，便可知道他的立场。
      事实上，他无时无刻都在表达，争取人权，关注群体，以及人的本真。“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论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在他口中，原则并不能代表明辨是非的能力，一语中的。我们不能在他人问到生而为人，你学到些什么时，只能用我能明辨是非这样的说辞矫饰自己的无知。“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明辨是非是难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只能接受普世的价值观，所谓只掌握原则，便容易让人不能容忍错误。当教师拿着教科书呵斥一个测验失败的学生时，这一幕，让人心痛。
      不过，只有无限趋近于本真时才有可能趋离罪恶，善良的最高结晶便是责任。如鲁迅所说，生存并非毁灭；发展也非放纵。责任感从一方面代表着约束，束缚人原始而膨胀的欲望。“诚然，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上的责任。”这当之为现代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石，更应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重视，尽管此番论调在国外老生常谈，于当时的大陆，王小波却是曲高和寡。在《居住环境与尊严》一文中他说，“我住在一座高楼建筑里。从一楼到十七楼，人人都封烟台，用各种装饰材料和样式，看起来相当丑陋。公用的楼道上很脏，垃圾道口上更脏。至于我家里，和别人家里一样，都很干净，只是门外面脏。假如有中国朋友要来见我，就请他到家里来，如果是外国人，就约在外面见面。这是因为我觉得让外国人到我家里来，我的尊严要受损失。”这番话有趣而让人生气，从社会伦理上来讲，便是将大多数人口诛笔伐缺乏责任的面具撕扯下来。
      我想到自己，如同中年人要对社会负责，对年轻人负责，对老年人负责一样。在一个社会里，新闻人也要负很大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事实负责，不能只顾利益或者自己而沉默，掩盖或曲解事实，这需要，慎重的表达。“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要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了。”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思维定式是这样的：新闻不就是需要勇气争锋相对，越是剑拔弩张越是刺激而有影响吗？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显然是愚蠢的。所谓剑拔弩张只是一些明智的思考与糟愚而泛滥的民意斗争的表象。寻求新闻的真相需要更进一步的探求，这期间，是理智裹挟真理，保有责任之虔诚，心向往之。
      王小波坚定地维护自由还可在这段话中窥见一二，“罗素先生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源泉——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所谓的参差多态，他在哪里？”他的话，无疑煽动起了许多人奴性思维下残存的自我意识。
      就像经济腾飞时，人们拼命赚钱，经济不景气时，人们更偏向于进行娱乐活动一样，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精神家园》出版的时间。彼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试水，长久以来积蓄的矛盾格外尖锐起来，最典型的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农村“三乱”现象，除了最先试水的勇敢者们，这场游戏里其他的角色都遍体鳞伤。而作为初出国门的王小波而言，他无疑是幸运的，历时多年的游历让他对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也让他的文章显得更行云流水，精巧异常，总让人有恍然大悟的痛彻感，大凡最优秀的艺术家，都是于最朴实处见功夫。
      王小波对于当代国人思维方式和追求趣味的影响实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