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大学公布多项举措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引发社会的关注。天津大学的这些改革，虽然在各个高校中已非第一家，但的确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一家。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强化对于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导师履职能力的考核；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研究生选拔中的素质考核层面，的确值得肯定。但是中国的高校改革，绝非一条措施所能进行。  改革措施难对研究生教育流程产生根本变化 其实在这四五年的时间中，全国高校都已经陆续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措施。近年陆续也有一批高校，博士生导师资格与职称脱钩，在当时都掀起了一阵热潮和欢呼。但是到目前为止来看，这些措施并没有对研究生教育流程产生根本的变化，是因为改革的全面配套措施并未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值得天津大学在未来的改革中借鉴。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招生人数有明确的限制，一般博士生导师的数量更是比博士生的数量要多，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年轻教师自然不会轻易申请这些导师资格，与资深教授专家同场竞争。因为不少资深教授本来就是这些年轻学者的师长，未来这些中青年学者的晋升考核，仍然会由资深教授专家来评定，势必会使这些中青年学者产生顾虑。在一些高校，有博士生导师放开之名，而无踊跃申请，量才录用之实。 另一方面，单一的闭卷考试固然有其一考定终身之处，但是综合考试和面试，则难以避免导师团队的学术派别观点影响，也未能对其中的主观因素进行完全合理的规避。这种综合考试的风险，在于难以建立一个对于主观选拔和素质选拔的量化评价体系，也使得不少院系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争议，还是回归到闭卷考试的本位上。 去行政化易，破论资排辈难 在目前这一阶段，高校的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去职称化去行政化，而是要在改革过程中，破除以往的论资排辈、长幼尊卑的旧观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去行政化容易，而破除论资排辈困难。更何况在改革的进程中，破除了旧有的职称理念，如何保障新建立的措施更加公平，则尤其挑战改革者的能力和魄力。 其实2010年，天津大学将博导选聘的职称要求放宽到副教授，就聘任了一批“80后”博导，推动博导的年轻化。但究竟有多少有教授头衔，而不具有研究生指导能力或培养条件的导师“下课”，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只立不破，那么改革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新团体。 量才录用的最大前提，是要尊重人才，尊崇差异化，是要建立一个让人才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也没有文化障碍的教育体系，这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很多传统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天津大学勇于推进改革，值得充分肯定，能否取得成效，现有的改革措施只是破题，而尚无配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