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教育行政化较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教育发展过程中诸多弊端之症结，但教育的发展必然是政府、社会及教育系统等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合力结果。
近年来，我国学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系统仍然不能全面、公正、均衡地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仍然难以解决，因此，考虑到中国学校教育系统的历史惯性和现实国情，以下两种情况值得警惕：一是学校制度、教育实践不符合历史潮流；二是学校、教育因经济诱惑而迷失本性。
对此，温家宝总理的认识是非常清晰、深刻。近年来，他先后四次看望钱学森，并问出了一个不会随着钱老去世而被人遗忘的“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发表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署名文章及题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谈话，阐述了“教育要培养人才”等虽然渐被遗忘但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并面向社会发起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大讨论；2010年初，连续召开五次座谈会，畅谈教育改革的四大方面内容———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促进教育公平、倡导教育家办学，最终总结出了“教育行政化”乃一切问题之症结的结论。可以说，本届政府最大的进步在于，从显性表现中挖掘出隐性根源，提出“教育行政化是中国教育诸种弊端之症结”，最大的勇气体现在尝试着手解决“教育行政化”问题，但最大的挑战恰在于，借助行政力量并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式教育改革，能否彻底革除“教育行政化”弊端？
学校和教育的问题非常复杂，仅仅解除“教育行政化”魔咒并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中国学校教育的一切问题，但它肯定是解决诸种问题的切入点。“教育行政化”的核心缺陷有二：“溺爱”（即教育行政部门包揽教育的一切）+“钳制”（即教育的一切皆受行政管制）。突破教育行政化陈弊，打破“溺爱+钳制”式教育管理逻辑，可以考虑选择以下“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转变教育变革方式，使教育回归教育的轨道。中国教育一直按照被动型、强制型模式进行变革。具言之，即总是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教育、变革学校，总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推动教育发展、学校变革。受此影响，许多学者甚至曾认为教育具有“政治本质”（教育是阶段斗争的工具）、“经济本质”（教育是生产力）而没有“文化本质”。2009年初以来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恰是转变教育变革方式的重要标志，而教育变革方式转型的真正完成，可能需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这段时期，恰是培养教育家的绝佳时机。
第二步，为教育家办学营建广阔的空间。出现“教育行政化”偏差的诱因是，教育行政部门凭借其公立教育的举办者身份，越位扮演了办学者角色，过度强化了其管理者权力。有必要为教育家们依法自主办学提供广阔的制度空间。可以假设，没有这样的制度空间，不可能成长出伟大的教育家，更遑论发挥教育家的作用！教育家的成长周期与学校成长周期基本一致，而学校成长周期一般是15年左右，因此实施第二步战略亦需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
第三步，遵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整合、优化“学校—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教育行政化较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教育发展过程中诸多弊端之症结，但不能超越的规律是，教育的发展必然是政府、社会及教育系统等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合力结果。革除教育行政化弊端、倡导教育家办学、呼唤遵循教育规律，并不是要放弃、排斥政府及社会对教育的影响，而是期望在新的结构框架中保持政府、社会、教育三者之间彼此协调平衡的和谐关系，使三者在影响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各安其位、各守其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