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最早公派出国研读航空工程的学生之一； 他的一生写满了传奇，他就是中国航空工程制造专家云铎教授。 2009年11月28日，99岁的云铎教授不幸病逝。消息传来，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无限悲痛。记得在2000年众多师生为他庆祝90岁大寿时，他还是那样的精神饱满、轻松愉快，临别还笑着说：欢迎大家2010年再来聚会。没有想到云老走得那样快，没能等到百岁那天。作为云老的学生，我思绪万千。他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 云铎教授191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27年至1930年在原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就读。1930年，云老考取南京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后来以优异成绩毕业。1934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赴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空气动力学专业深造，主攻空气动力学，后又进罗马大学攻读航空研究班，他是我国最早公派出国研读航空工程的学生之一。 1938年，他学成回国后，因为有深厚的航空技术基础，有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又通晓英语，所以他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制造局，并负责多项重要工作。他曾主持过HAWK75式美国飞机的试飞工作；曾被派往缅甸，负责飞机器材和零配件的供应工作；1941年，仰光失陷，滇缅公路断绝，他以中国航空工业局负责人的身份，被派往印度加尔各答，负责飞机器材和零部件供应，组装美国飞机，直飞昆明参加抗日战争，创办学校、培训初级飞行员。他在印度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主要空中通道——驼峰航线的飞行任务。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他被派往台湾接管日本军用飞机、军用飞机场、修理厂、航空器材以及技术人员。后又奉命把台湾的航空力量集中起来，在台中建设第三飞机制造厂，并负责组装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PT—17双翼初级教练机。 1948年底，他以航空工业局官员身份，被派往英美考察。在美考察期间，除了学习飞机设计理论和制造技术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有E·Snow的《Storm Over Asia》（西行漫记）、《亚洲风暴》等。云老在与朋友交谈时透露了回国的愿望，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级将领的刘亚楼、常乾坤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联名写信给相关组织：“台湾第三飞机制造厂厂长云铎，不愿去台，愿在我区工作，安排到天津报到。”于是，云老携家眷，躲过特务的监视，秘密登上了北上的轮船，于1949年12月到达天津。根据组织的安排，他被分配到重工业部航空组工作。这个组有段子俊、陈一鸣等10多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航空界著名的专家、学者。 不久，云老被派往南京筹建宏光降落伞厂，并出任总工程师。该厂是新中国第一批建设的航空工厂之一。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前线急需飞机救生降落伞。云老一方面突击学习俄文，翻译苏联降落伞技术资料，另一方面购买设备材料、培训人员、安排试制等各项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拿出了样品，经试飞、验证，完全符合技术要求，定型生产后，开始批量生产。这是我国生产的第一具仿某飞机降落伞。消息传出，厂长和云老到北京受到部长何长工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接见和嘉奖。 当时，南京航空专科学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校长邓永清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招英才。1954年，云老到南航工作，先在航空机械工程系任主任，1958年调南航附属工厂任厂长。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工业和农业都急需动力机械，领导给工厂下达生产1015型柴油机任务（十匹单缸柴油机）。云老发挥组织管理特长，调动全厂职工的积极性，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制造出合格产品，并开始批量生产，3年中生产量达到一千多台。直到现在，机械厂的老师傅们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没有白天黑暗，没有假期；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工具、刀具、量具、夹具，保证产品质量；没有大型机械就采用现成的设备，把车床竖起来当作镗床使用。云老重质量，抓进度，攻克技术难关，哪里出现问题就在哪里解决。使用单位对这批柴油机反映很好，为此，工厂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还得到陈毅元帅的嘉奖。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工厂还负担着科学研究试验设备的生产任务。在云老的合理安排、统筹兼顾下，保证了军品、试验设备、柴油机生产都不耽误。那一段时间，南航附属机械厂既出人才，又出产品，技术革新和技术成果很多，在南京影响很大。 1965年，党委书记兼院长吴继周抓教学改革，在机械零件教研室试点，探索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编写教材的方法。机械零件课程是技术基础课，介于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对基础课和专业课都有借鉴作用。当时，云老是机械零件教研室主任，带领老师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了“解剖麻雀”，专门把“螺纹联接”一章提出来，分析螺纹联接的基本矛盾，探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经多次讨论，大家认为螺旋运动的实质是斜面运动，实现螺纹联接的本质是自锁和摩擦，因此，认定螺纹联接的基本矛盾就是自锁和摩擦。按照这个思路，把这一章的全部教学内容进行推理、延伸，进而融会贯通。云老编写了这一章的新教材草稿，在得到认可后，主编了一本全新的教材——《机构和机械零件》，这是一件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工作。 1971年，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5年，到南京电视机厂开门办学，云老负责电视机偏转线圈绕线机专用机床设计与制造。学员在学校学习机电理论知识，到工厂画图纸、加工零件、装配试车。来回奔波数月，云老与学员一起顶风冒雨，克服困难，终于造出符合技术要求的机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像这种既出产品又出人才的开门办学的教学模式几乎年年都有，云老作为工程力学和机械设计的主讲老师，任务繁重、艰巨。而云老始终以身作则，与学生打成一片。到长春汽车厂，来回坐硬座；到上海实习，住防空洞；到株洲住大通铺，吃大食堂。1984年左右，学校开展教学思想大讨论，其中有一个主题争论得很激烈，有人认为大学应以教学为主，有人认为要以科研为主，也有人认为两个都为主或一主一辅。云老则提出“同心圆”的观点，认为两者都重要，对立统一，互相联系，既要抓教学，也要抓科研。 在教育管理岗位上，云老最关心的是师资队伍建设，他安排教师进修，安排科学研究，安排教学示范交流，要求青年教师每年翻译一本英文书，以提高英语水平，他不仅提出要求，每年还要检查，有时还帮助修改。所有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平，使他们一生受益匪浅。云老充分利用通晓外语的特长，加上敏锐独特的眼光，常常把国外先进理论、技术介绍给中青年教师。例如，“美国AGMA最新齿轮设计计算方法”、“英美齿轮设计计算方法的沿革和探讨”、有关重型柴油机、工程机械、缝纫机及生产线的设计制造方法等，领域广泛，针对性强。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云老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当时党组织对他勉励有加，建议他不妨先做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就像张奚若一样，并动员他参加民主党派。云老表态：“我任何党派都不参加，除了中国共产党。”文革中，云老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相信党，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多次表示希望当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82年7月，云老在古稀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说：“我向往入党，由来已久，始终不渝，今日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许多老师反映，云老言行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来学校后，他先后做过许多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工作，做什么都称职，样样出成果。南航基础部几经劫难，“文革”后重建基础部，组织安排云老担任主任，许多老师认为这项工作风险大不能去，但他毅然挑起了“重建”的重担；每逢学校领导班子调整，云老首先表态，自己在二、三线做力所能及的实际工作，领导岗位应给更贤能的人。云老从不在待遇上与他人比高低，1956年评级别工资时，他主动降一级工资，从教授三级降到四级；公事活动中，云老不拿纪念品，外出公差不要派车，帮助外单位翻译技术资料不收报酬，等等。 听云老的儿子说，今年国庆节举行阅兵式，云老坐在电视机前，看完全部实况转播，当看到大小飞机排着整齐的队形，飞过天安门广场时，他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云老走了，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回忆他，更加敬重他。他知识渊博，但谦虚低调；他能力高强，但平等待人；他荣辱不惊，心态平和。他的一生和中国的航空事业紧密相连，他一直都在关心学校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壮大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敬爱的云老，您安息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