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 著名核科学与技术专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陈达先生，1937年出生于江苏通州，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从事核试验诊断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核爆裂变威力在严重分凝条件下的测试技术难题；创建了武器钚在较深燃耗时的诊断技术和方法；创立了地下试验中子剂量的诊断方法及解决了在铀本底严重干扰情况下放射化学诊断学的取样系数技术难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为核爆诊断学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领导并完成了铀氢锆脉冲反应堆工程建设工作。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达院士轻轻搁下电话。又是记者预约采访。最近，他似乎成了新闻人物。因为，他是中国著名的核专家。
考上清华，父亲却让他去学钳工
朝鲜进行核试爆之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这次的爆炸威力有多大？真是核爆炸么？他们的核能力究竟有多大？如何判断这些，在核科学里有个专门的学科，叫“核爆诊断学”。陈达院士便是中国为建立和完善这门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陈达跨入核科学这个神秘的大门，是在50年前。那年，他20岁。
“最难的日子熬了过来。父亲靠卖麻团、油条养家糊口。上小学时，正值国共双方在家乡附近拉锯战，我的学习因此时断时续。课本买不起，小学老师帮我买，其实当时他们的工资也少得可怜。我没有笔和纸，就用毛笔蘸着水在砖头上练习。晚上，土霉素瓶子做的小油灯，是父亲做活要用的，我只能到家境稍好的人家去看书。我能读完高中，父亲已经尽了全力。”
195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距离开学的日子只剩下两天。陈达绝望地沿着家门口的小路漫无目的地向前。不小心，竟一头朝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撞去。骑自行车的是他的小学老师曹锦琪。曹老师给了他35元。学费够了。
26岁，正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陈达一头扎进大西北茫茫的戈壁滩，这一去，就是30多年，等他再次回到城市，已是两鬓霜白的老人了。
原子弹爆炸，他去采摘那朵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惊动了整个世界。这一天，法国总理（后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是人们讨论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了。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尖端人才，愿意终身隐姓埋名，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默默无闻地工作；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尖端人才，甚至要忍饥挨饿，双腿浮肿地进行工作。可是，在中国大西北的荒原上，却不可思议地聚集着一大批这样的中国人。他们不仅是中国的精英，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科学家。就是这些个不可思议，为自己的祖国，创造着在外部世界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直到今天，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人世，而他们的名字，却依然不为人所知。似乎因为年轻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回首三十年寂寞、艰苦甚至危险的工作，陈达竟然觉得自己很是幸运。
1964年，早在原子弹爆炸的4个月之前，陈达就和一大批年轻的同事们住进茫茫的戈壁滩了。
时间极其的紧迫，他们几乎顾不上休息。他们此时的任务是选择原子弹爆炸后，采集样本的地点。一天要跑很多的地方。中午实在太累太热，就躲在卡车的车厢下面稍作休息。
取到样本之后，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又在前面等着他们。
而他，就靠一把计算尺，一台手摇计算机，半年之后，硬是做出了完美方案。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被迫的攻关，培养出了陈达极强的攻关能力，也一次次地加强了他攻关的勇气和信心。利剑总是在磨砺中，才显出锋芒。年轻的中国，摆在陈达他们面前的，有着太多的等待他们前去开垦的土地。在陈达进入核领域工作后七八年时间里，他的科研工作变动有7次。每一次，都是进入一个空白，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每次虽然都是一次挑战，不过，同时，也是一种诱惑。
从核武器，他转向核医学研究
陈达的大半生都在进行核武器的科学研究，饶有意味的是，在他60多岁后，却将核医学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核，既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也是救人于苦难的医学技术，陈达的选择，看似是对自己过去的反驳，实则是年轻时理想的延伸。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核研究，从来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现在，陈达更希望他的研究，能够造福全人类。
2001年5月，陈达先生从西安核技术研究所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1年12月，陈达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院士坦言，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核医学之路，困难重重。他曾经和中科院6名院士、10多名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希望推行医学物理师制度。
事实上，核治疗技术我们并不陌生。用于治疗癌症的放疗方法，就是一种核治疗方法。
“我们用放射线来杀死癌肿瘤，肿瘤的形状、大小，是不规则的，我们利用核技术，给它定型，锁定它。肿瘤周围的癌细胞较容易杀死，而杀死中间的要困难些，必须加强剂量。由此，放射线必须适时调整。我们为此开设的学科叫做‘适形调强治疗’。”
目前，陈院士的主要精力，就在为核医学学科搭建平台，开辟新的教学领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他的努力下，目前已经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核医学物理系”。而做这些工作，虽然意义深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在短时间之内体现出价值。对此，陈院士既深感忧虑，又极富信心。
采访结束，70岁的陈达院士骑着自行车，投入到人来车往中。这是和平时期的正午，阳光给街道打上了温暖的底色。脚步匆匆的人们，大多数是成为生命链条中的一环，赡养老人、养育孩子，他们为社会工作，并且获取自己的所需。而只有少部分人，会为文明的推进，起到不容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付出与取得，则是无法估量的惊人的落差。陈达说：“对于得失，个人不应看得太重计较太多。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合理，人类还没有发明功德天平，能准确衡量出某人的功劳占百分之几。合理是相对的。”所以，陈达与平常擦肩而过的每个人一样，平静而怡然。唯一能让他激动的是：他的科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尽快运用到造福人类的事业中。
这，是科学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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